提案中提到，看似公平并已实施多年的将高管薪酬与国企业绩挂钩的做法，实践已证明“存在着较大的问题”。根据提案中的分析，“工效挂钩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：一方面，国企占有大量资源，能够取得垄断利润，造成公司业绩溢价，这部分溢价其实与国企高管的个人努力关系不大；另一方面，由于会计准则的弹性，计算出来的国企业绩常会失真。提案认为，由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三张报表浓缩反映出的业绩常常“有水分”，在使用这一业绩确定高管薪酬前，需要对“注水”的业绩进行剥离，加以还原。
如何才能“拧干”业绩里的水分呢？“三管齐下。”杨蓉认为，既然都知道国企占有大量资源，能够取得垄断利润，“排水”也不是一件困难复杂的事情。
“对于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的国企，可以根据企业特点制定出折扣率，用类似征收资源税的办法，对企业计算出的原始业绩打个折，这样就可以剥离企业因占有特殊资源而获得的业绩溢价。”
对于擅长利用会计准则的弹性“管理”业绩的国企，杨蓉则建议考虑由国资委指定会计师事务所等专门的中介机构，让独立第三方审计，连同企业的工会、监事会一道，客观公允地审计企业的业绩是否真实，杜绝业绩“盈余管理”的空间，还企业业绩的真实面貌。
同时，杨蓉还提醒说，在对国企业绩进行修正时，公务用车、业务招待、出差等职务消费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。“中石化原来的总经理陈同海，在职期间每天挥霍公款超过4万元。这虽然是个极端案例，但也值得引起我们对职务消费的注意了。”
除了“高管薪酬要与国企真实业绩挂钩”这条建议外，提案中还列出了其他三条对策，包括对国企高管的分类管理，以实现国企高管身份的明晰化；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，强化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能；强化舆论监督，建立国企高管薪酬披露机制。杨蓉认为，在这其中，眼下最具操作性的是“强化舆论监督，建立国企高管薪酬披露机制”。
据杨蓉介绍，她目前的研究表明，舆论的关注程度与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呈“负相关”。换言之，社会舆论越关注，国企老总们的薪水就越低。因此，可以运用舆论对国企高管的薪酬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。
“调节国企高管的薪酬，应该沿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顺序入手。”杨蓉认为，一旦建立了国企高管薪酬披露机制，真正公开了，很多“不能见光”、不合理的东西就会自然消失，才可能实现公正。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