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年伊始，随着各地2010年高考报名的推进，有关高考改革的话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。到2009年底，北京、黑龙江、吉林、陕西、湖南相继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，至此，全国有15个省市区公布了新课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。但是，分析这些地区的高考改革方案，均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。无非是将原来的高考科目拆分与重组，但集中录取制并没有变，学生与高中仍以分数为最高奋斗目标。
高考改革的僵局如何打破，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。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去年提出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后，前不久，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，也推出了一份《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》，力图打破中国各省之间存在的倾斜的分数线，倡导给山东、河南等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，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倾斜。（中国青年报1月6日）
这还是一个老话题，在关系到各地学生升学机会的录取指标分配问题上，已经纠缠了至少20年，基本的利益格局一直试图打破，却难以打破。笔者注意到，在教育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，有人提议，可以考虑引入“鲶鱼”，以激活这一潭死水。具体而言，可以像当年发展经济引入世界500强企业在内地经营一样，也可引入世界一流大学到内地办学，这样可为教育者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，更多的教育选择，在促进大学竞争的同时，高考的单一模式也就不攻自破。
这无疑是很好的设想，但这个设想，其实早在10多年前，就有专家提出，甚至曾经在一段时间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，笔者记得，还有不少大学校长撰文，怎样应对国际高等教育竞争。可是，在我国的周边国家印度宣布将于今年7月前完成相关立法，向外国投资者和一些世界顶尖大学开放高等教育，允许美国的哈佛大学、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等顶尖大学进入印度开办分校的时候，外国一流大学来我国内地办学，还是没影子的事。
这让我想起了一系列有关引入“鲶鱼”，促进教育发展的旧事。我国的民办教育，曾一度被认为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“鲶鱼”，因为他们的办学资金来自民间，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，当初的招生，也是可以自己“说了算”，可是，这条“鲶鱼”很快就不灵活了。为“规范”招生管理，我国教育部门规定，民办高校也必须纳入计划内招生，必须录取参加统一高考的学生，民办本科放在二本、民办高职放在最后一批录取。可想而知，如此一来，在统一招生的最后一批录取，民办学校会有怎样的竞争力。
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，也曾被广泛认为是促进内地高等教育竞争的“鲶鱼”，甚至曾一度让我们见识这条“鲶鱼”的强大威力，2006年时，内地多名状元放弃北大、清华的录取，投奔香港地区的大学。可是，同样好景不长，2007年，在不造成内地教育资源浪费的宏旨下（考生放弃北大录取，北大当年的招生计划自然没满额），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，被规定在内地提前批录取之前完成，内地考生不得再同时获得内地和港校的录取通知书。这也意味着，教育管理部门从根本上取消高校之间的竞争机制。据笔者了解，我国教育部门还曾希望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招生，全部纳入内地提前批。
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内地招生、培养，也是一条曾经被看好的“鲶鱼”，因为这些机构有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，有相对于内地公办学校更符合现代大学特征的管理制度，但当这些机构设想着可以按自己的人才培养要求，在内地自主招生时，教育部门规定，在内地招生，如果要获得被认可的学历，必须参加统一招生，而且，就是获得国外文凭的招生，也要求招生标准不能低于国外招生——虽然这一要求听上去很离谱：国外的招生标准与国内招生标准怎样类比，难道需要来一个全球统考？
一条条“鲶鱼”，就这样消失在高考制度中，面对这样的教育管理，国外一流大学来办分校的念头可能会打消，即便来，也难起到鲶鱼的作用——如果规定耶鲁大学的分校，在内地只能放在二本招生，他再怎么折腾，也就是一所地方院校！
从“鲶鱼”之死，我们不难看到高考改革的“命门”，那就是教育管理部门是否愿意真正放权，因为如果进行真正意义的高考改革，教育管理部门必将失去现在拥有的审批计划权、办学权、评价权、考试权。现在各地的高考制度改革，无一例外都是由政府教育部门主导，是在不动摇上述权力的基础上，做所谓的“改革”，所有民间的改革建议，最终都撞在既得利益的墙壁上，停留为纸上谈兵，其命运决定在教育部门手中：符合其既得利益的可以顺势考虑，而违背既得利益的，则难以被采纳。
就这样，所有关于高考改革的好办法，最终都变为差办法，到了现在就成了“没办法”。要让高考改革有办法，还得回到改革教育管理制度的根本上来
